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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的相對性與管理的絕對性
文﹕雀屎扒 (編輯：曾祥泰)

【明報專訊】2008年1月13日

言論自由是藝術工作的前線和底線，身為藝術工作者當然關心民間電台事件的進展。若以藝術創作的角度去看民間電台公然挑戰禁令此事，它可能更像一場關於道德勇氣的藝術創作，而挑戰禁令，都已經是次要的事了。

以這種聯想作開場白，是想提倡看事物可用人文的觀點。現在的香港政府正因欠缺這種觀點，而和民間知識分子產生了相信前所未有的矛盾。天星皇后的無理拆卸、騎劫T恤圖案的詮釋權，到申請禁制令禁止民間電台廣播，香港政府非常有條理地告訴香港人，由物理空間、意念表達到發表政治見解的空間，它都可以用不同的行政方式管理，在不同空間實踐政府的意願，並強行讓社會看起更和諧。但從以上例子中我們可以知道，那些問題不但未解決，而且更將人們的憤慨進一步累積到下一次事件。政府這種沒有人文性考慮的管理主義，正把香港脅持往「合法但不仁」的境地。

香港政府作為香港最有權力的機構，對民間活動作出這種「合法但不仁」行動，恐怕日後將同等對待西九的藝術活動。在這種管理主義下，政府要贏得藝術界的心簡直是連門都沒有，遑論文化和經濟上的雙贏。藝術與管理，本質上就不同。要知道香港的管理手法和經驗，主要是從經濟和法治方面學得，而經濟和法治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其條文規舉有一種「絕對性」，簡單如付款提貨、依法判刑，而法治又同時 保障了經濟運作。在經濟效益至上的香港，明顯地坊間已掌握並習以為常這種「絕對性」。偏偏藝術就是一種從屬「相對性」的人文作業，即不可由客觀的度量衡確定，而且相對於不同個體有不同理解，例如：創作的原委和手法就總是因人而異，而藝術上的好壞更不用說：你說梵谷的畫最好，但又總有人認為杜象的尿兜才是心頭好。明顯地，「絕對性」和「相對性」並不是對立的存在，而是在社會上相依並存，只不過香港政府太重「絕對性」在經濟效益上的功勞而忽略了「相對性」在社會上的功能。

不止政府忽略「相對性」

因為「絕對性」價值而忽略「相對性」價值決不只發生在香港政府。每年一度的「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」和信和地產的合作進入第二年，雖仍算是磨合階段，但因為租金上漲，其實伙炭和信和地產亦應該開始考慮要如何維護一些比較貧窮的「相對性」價值。租金上漲，令伙炭這塊本來為新生代/貧窮藝術家而設的土壤變質，變成富有藝術家才有資格進駐的場域。要支持和維護這些價值，可能沒有什麼即時直接的經濟上回報，但卻足以讓本地藝術文化環境得以持續發展。

現階段看到的即時效應就是帶旺了租務，依我看來，這是對「藝術產生經濟效益」的誤讀，因為這是在找藝術家的錢而不是先讓藝術家富起來。如果說有市場 壓力是自然不過的話，那麼如何讓伙炭這片土壤在迎接市場壓力的同時保持不變質，必定是支持伙炭的機構將來不可迴避探討的課題吧！

最後，近年隨著西九效應，很多原本修讀工商管理，有志於商界的人，他們都不得不進修一下藝術行政或文化相關課目。他們都是對「絕對性」知識充滿自信的人，所以他們在掌握「相對性」知識時應該會有不少「文化沖擊」。希望他們可以放下身段，明白到我們可以為了藝術去行政卻不可去「管理」藝術，因為這將是倒行逆施，自找麻煩。